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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多邊體制的國際行動者正在行動

作者:龐中英

來源:華夏時報

發布時間:2019-08-12 15:17:08

摘要:在貿易保護主義蔓延的今天,也有一些國家在積極地為多邊主義的生存努力,如:加拿大與歐盟建立《臨時機制》以及多國在新加坡簽訂的《新加坡公約》,多邊體制的國際行動者正在行動。

需要多邊體制的國際行動者正在行動

龐中英

本人有意建立一個可以叫做《多邊主義演變之觀察》的非正式期刊,以“大事記”方式記錄那些可能被忽略的多邊主義大事,并提供一些個人對多邊主義的最新演化的評論。在過去的一個月,世界上有一些重大的多邊主義舉措(事件),在我國卻報道或者評論不夠(其他國家的媒體卻是重點報道)。這兩件大事是:

第一,7月25日,歐盟和加拿大共同宣布,他們建立一項臨時協定或者臨時機制(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pursuant to Article 25 of the DSU),作為瀕臨崩潰的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法院的臨時替代機構。這是為了應付世界多邊貿易體制(WTO)的危機的一項重大舉措。研究者和實務者可以到歐盟和加拿大政府的官網查看這項《臨時機制》的全文。WTO上訴機構(The Appellate Body)對貿易争端國家向WTO提起的訴訟擁有最終裁決權。冷戰結束後出現的全球治理(事實上的“沒有統治的治理”)的雄心和實踐之一就體現在WTO上訴機構這裡。

這項《臨時協定》是開放的,是歐盟和加拿大帶頭而已。加拿大和歐盟呼籲其他WTO成員加入。根據長期研究WTO的在日内瓦的盧先堃教授,“如果有關鍵多數的成員加入,這會是(目前WTO上訴機構的問題的)解決方案之一”(《盧先堃教授就美國有關WTO發展中國家地位備忘錄采訪實錄》,微信公号“盧先堃”,2019年8月3日)。

第二,與上述《臨時協定》這樣的努力十分類似,2019年8月7日,有46個國家(以及24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簽署儀式和相關會議),包括中美兩個最大經濟體,以及除日本外的亞洲主要經濟體,即印度和韓國,在新加坡簽署了《聯合國關于調解所産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旨在促成國際商業和解協議的執行,從而促進國際商業發展和跨境貿易,簡稱《新加坡調解公約》(UN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總理等新加坡政要參加了《新加坡公約》的簽署活動。由此不僅可見這項《公約》受到新加坡的何等重視。該《公約》讓在國際商業糾紛中達到調解協議的各方,在公約簽署國的法庭執行協議條約:“這有助于推進國際貿易、商務和投資。冗長的商業糾紛可嚴重幹擾一般的商業運作,它們損毀聲譽、令股價受挫也導緻企業更難籌集資本,同時影響雇員、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信心和士氣。”李顯龍說,“具活力的沖突處理框架可防止相關糾紛升級或導緻意想不到的後果”(見新加坡《聯合早報》,2019年8月8日)。

新加坡《聯合早報》就此發表了社論《新加坡公約彰顯多邊主義重要性》(2019年8月9日):“盡管多邊主義在實踐過程中并不完美,例如有時一些國家為了個别利益而罔顧國際義務,但多邊主義到目前為止是實現人類共同利益的最有效途徑”;“在多邊主義苟延殘喘之際,新加坡公約的簽署無疑别具意義”; “這也是對多邊主義、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治理的肯定”。

中國是上述《新加坡公約》的締約國。這将有助于中國在與其他國家之間商業糾紛,尤其是在“一帶一路”方面的商業糾紛提供了一種國際法解決方案。實際上,中國不僅積極參加諸如《新加坡公約》,而且已經開始探索“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争端解決機制”。2018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争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下稱《意見》)。2018年6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争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

該《意見》說:“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實行高水平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務和保障”;“使‘一帶一路’國際商事争端解決機制凸顯國際化特征、體現共商共建共享精神”,“研究借鑒現行國際争端解決機制有益做法,設立符合‘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國情特點并被廣泛接受的國際商事争端解決新機制和機構”。

這一《意見》指出,成立國際商事法庭,“最高人民法院在廣東省深圳市設立‘第一國際商事法庭’,在陝西省西安市設立‘第二國際商事法庭’,受理當事人之間的跨境商事糾紛案件”。“建立由精通國際法及其本國法的專家組成的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

就在本人準備《多邊主義演變之觀察》之時,傳來一條消息:美國總統提名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Kelly Knight Craft)接替2018年10月辭職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利(Nimrata Nikki Haley),在7月31日獲得美國參議院的批準走馬上任。這位美國外交官此前任美國駐加拿大大使。但聯合國内外的不少評論者認為克拉夫特不大可能在聯合國推動急需的多邊談判,她也不清楚一系列國際社會迫切要通過安理會讨論的急迫議題。8月7日,長期研究聯合國的英國學者葛文(Richard Gowan)在紐約出版的《世界政治評論》 ( World Politics Review)上發文《克拉夫特在聯合國要做的工作清單》(Kelly Knight Craft’s Long To-Do List at the United Nations),認為克拉夫特在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位上,應該做的事情很多,但是能做的卻有限。她的家人是贊助共和黨的煤老闆,是反對氣候變化治理的;她也不是特朗普内閣的成員(以往有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是内閣成員);她并不熟悉一系列的全球問題及其多邊解決方案。從新任駐聯合國大使就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在餘下的一年多時間,當然不可能實質性地改進世界的多邊主義局勢,更不可能在急迫的全球問題的解決中發揮重大作用。

結論:

我想說三點:第一,面對多邊主義和多邊體制的問題和危機,國際體系中一些國家行動者(如歐盟、加拿大)不是等待和觀望,不是任多邊體制的危機惡化,而是行動起來尋求替代方案,助推或者探索新的世界秩序。本文提到的加拿大和歐盟《臨時機制》,這如同歐盟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協定後尋求替代方案一樣,如同歐盟在美國金融霸權之外尋求SWIFT之外的國際支付系統一樣。看來,需要多邊體制的國際行動者正在行動。這是值得我們充分注意的。

第二,美國參加了《新加坡調解公約》。特朗普政府其實一直并不是任性“退群”,而是仍然有選擇地參加一些重要的多邊體制。不過,特朗普政府對全球治理、國際法和世界秩序的态度依然故我,其不可能在聯合國等多邊場合積極為解決問題而發揮關鍵作用。

第三,現有國際制度,包括WTO在内的貿易、商事争端解決機制等,似乎無法解決中國史無前例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發展行動計劃即“一帶一路”中産生的糾紛。未雨綢缪,另起爐竈,“一帶一路”國際商事争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建立,是中國在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方面的重大探索。這樣的探索,也許将于上述歐盟加拿大《臨時機制》一樣,不僅是對舊的世界秩序的某種替代,而且是走向新的世界秩序的投石。(作者為著名國際政治學者、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

見習編輯:李茜楠 主編: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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